因为工作的关系，曾在，南方的湖南、广东和福建都呆过一段时期。作为一个正宗的北方人，我对南方的各种食物充满了好奇与兴奋，特别是南方出产的各种水果，更是爱不释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有一种东西例外，那就是南方人喜欢嚼食的槟榔。
据我湖南的朋友说，槟榔富含槟榔碱和鞣酸, 具有消气化积的药效。因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槟榔是古代南方居民治疗瘴气、消食化积的良药。尤其是在岭南地区, 槟榔还被广泛运用到婚姻缔结、交友待客、祭祀祖先等重要的礼仪场合, 成为岭南地区民俗中的特殊象征和载体。
槟榔不仅是我国南方传统的中药材和居民日常嗜好品 , 而且还是古代婚丧嫁娶等习俗中的重要载体, 形成了范围较广 、 独具特色的槟榔文化 。
一、古人与槟榔的渊源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槟榔种植史。据史书记载, 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 , 从南越移植各种奇花异草 , 种植于上林苑的扶荔宫中, 这其中便有槟榔上百本。但槟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 , 难以适应北方干燥、 低温的气候 , 在黄河以北地区种植槟榔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
由于气候的原因，历史上的槟榔种植区主要分布于北回归线附近及以南地区，尤以海南、台湾为主要产地。另外，两广南部的局部地方亦有为数不多的槟榔种植。这与槟榔的习性密切相关, 《齐民要术》 曰:槟榔 “性不耐霜, 不得北植 , 必当遐树海南”。
槟榔是赤道雨林中的树种, 怕风 、怕冷、怕旱 。正因为如此，宋代以前 , 我国的槟榔产量不多, 品质较劣 , 上层人士消费的槟榔多由东南亚藩属国家进贡而来 。连宋代海南琼州府每年f进贡的槟榔也仅为 1000 颗左右，因此宋代占城国每年进贡的1500 斤槟榔便成了中原地区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晚清时期, 当时国内还需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槟榔。
槟榔是产于热带地区的一种植物，其果实是著名的药材和嚼食用品。槟榔有悠久的嚼食史。早在六朝时期，嚼食槟榔的风气便已开始在上层贵族之间形成，这种代表异域文化的物产与中原文化，是怎样在六朝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的呢？
现存史籍中对槟榔进行最早介绍者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上面对槟榔的种植方法、形态、槟榔果的食用方法、药用价值都有清晰的记载。当时的槟榔只生长于大汉帝国的边缘地带，槟榔果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是只闻其名而难见其物的“异方珍奇”。
《异物志》上对槟榔是这样描述的：“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 。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
六朝时期左思所著的《吴都赋》是最早提到槟榔的文学作品。这篇导致“洛阳纸贵”的《吴都赋》的文学家影响力十分巨大，对槟榔这一南国佳果走向士族集团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通过左思的介绍，人们逐渐了解到南方有槟榔这么一种“异物”，进而模仿食用，成为了南朝士人生活中的雅俗。
随着槟榔作为贡品传入中原地区, 人们对槟榔的药用价值也日益重视。南朝著名医学家陶弘景明确指出, 各种槟榔 / 皆可作药0, 主要用于消谷逐水、除痰等; 唐朝时人们认为槟榔能 “宣利五脏六腑壅滞, 破胸中气, 下水肿, 治心痛积聚”, 可用来治疗腹胀等症 。宋代人们将槟榔、黄连、木香制成槟榔散, “贴疮上, 奇效”。将槟榔与龙胆等做成桐子大小的药丸,可“ 制诸虫, 解劳悦, 泽肌肤, 去劳热”；李时珍《本草纲目》收录的以槟榔为主要成分的药方也多达 数十个。
槟榔具有显著的消积下气功效, 能够有效缓解和治疗南方天气郁蒸造成的瘴疠, 减轻外地人初到岭南时的不适, 因而成为南方地区人们治瘴、防瘴的良药, 号称“洗瘴丹”。南方人以此治病自不必说, 初到南方的北方人更是极为倚赖。史料记载“南方 四山多雾， 初至者每苦腹胀如蛊，然嚼槟榔乃渐消”。
二、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和和荔枝、龙眼都是产自南方热带地区而后传入中原的热带水果，三者之中，荔枝与文学之关系最为紧密。自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后，荔枝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典故，一种意象，远非槟榔所能比拟。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槟榔缺乏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支撑。荔枝之所以能够为文史学者所熟悉，是因杨贵妃嗜食之故，而唐玄宗为了满足其要求不计代价，置社稷苍生于不顾，因此成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历史事件主角而声名大噪；而这一事件又事件通过文人的加工，运用文学创作使之艺术化，这正是槟榔所不能相比的。
尽管槟榔在古代文学作品不具有如同荔枝的名声和地位，但槟榔在各代文人的创作中，也是经历了一种由非典型到典型，由纯粹的南方风物到典故的符号象征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
南朝沈约的《咏竹槟榔盘诗》写道:“梢风有劲质，柔用道非一。平织方以文，穹成圆且密。荐羞虽百品，所贵浮天实。幸承欢醑馀，宁辞嘉宴毕。”这首诗除了言槟榔的性状之外，更对槟榔既可药用亦可作为宴会上的品馔这样一种多用途的属性进行了肯定，将槟榔喻为“天实”。
《南史》有一则记载：东晋末年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刘穆之出身贫寒，”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后来刘穆之发达之后，“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大大的报了当年被羞辱之仇，成为古代与槟榔有关的最著名的典故。苏轼在谪居海南时，有数首关于槟榔的诗作，其《食槟榔》一诗中有“牛舌不饷人，一斛肯多与”二句，便是化用了刘穆之之事入诗。
槟榔本来和人生穷达、得失、功名和亲情等概念并无关系，只因刘穆之而产生了联系，再经由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发挥，形成了所谓的槟榔典故。
槟榔在古代南方土著居民眼中地位极高，被视为珍品，“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舍，用相嫌恨“。《槟榔赋》云:”槟榔生于海外，予粤人喜杂蒌叶、蚬灰嚼之，婚姻之约以表结言。“槟榔是南方风物的代表。对文人而言，常藉此兴寄和传递与他们对古代中国南方有关的一些情思，蕴藉着价值判断的符号象征，自“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之后，唐及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槟榔由往往涉及到作者对人生、对功名的态度与看法。槟榔作为南方风物，也完成了从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纯粹的物象，逐渐演变为蕴意之象。
三、南方地区礼仪中的槟榔文化
古代南方地区” 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有以槟榔代茶的特殊待客习俗，所以槟榔又有名”仁频“、”宾门“之雅称。
槟榔被用于婚姻礼仪中始于明代的海南地区。《琼台志》称海南”俗重此物，凡交接以为先客， 婚姻以为定礼，亲宾往来，非槟榔不为礼。至婚礼，媒, 妁通问之初，其槟榔富者盛以银盒。至女家，非许亲不开盒，但于盒中手占一枚，即为定礼。凡女子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延及闽广“。槟榔被广泛地运用到岭南各地婚姻缔结的各个环节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以槟榔为礼“的婚姻习俗。
”以槟榔为礼“婚俗是中原文化中汉族婚姻礼仪、婚姻观念与南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槟榔果实色泽
赤红，与汉族以红色表示喜庆的传统观念相契合；槟榔子实繁盛的特点又能 象征着”多子多福“，因此槟榔被广泛地运用在岭南汉族地区婚姻缔结的各个环节，, 寄托了人们对婚姻的美好祝福。槟榔本身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婚姻缔结中必不可少的物品，形成一种特有的”以槟榔为礼“ 的婚姻习俗。
这种婚姻习俗主要分布在岭南汉族聚居地区， 是岭南汉族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各地均有以槟榔为定亲之礼的习俗。”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娉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 则终身弗贰。“
古代东莞地区的婚姻必以槟榔、蒌叶、茶果之属，曰”过礼“；澄海 、应州 婚姻以槟榔、鸡、酒为礼；惠州婚 俗用槟榔为聘，以多为贵；韶州一带婚礼用槟榔、扶留叶、椰子之属，尤以槟榔为重。” 以槟榔为礼“婚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情况。
古有吉、 宾 、 婚 、 丧四礼，婚礼即为其一。把槟榔运用于婚礼, 主要是因为槟榔包含着特殊的含义。“槟字从宾 , 榔字从郎, 言女宾于郎之义也” , 寓意夫妻相敬如宾。而嚼食槟榔的调料———蒌叶 , 同样饱含寓意, “蒌与槟榔 , 有夫妻相须之象 。蒌为夫, 槟榔为妇 。蒌字从串从女, 男串于女之义也”。所以 , 槟榔成为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的载体 , 几乎所有有槟榔习俗分布的地方都把槟榔运用于婚礼中 。正所谓“婚姻必择门户 , 专用槟榔, 槟榔数以千万计,至有以金银为蒂者”。
明代南方地区社会风气崇尚奢华，凡有丧事，主人不仅会设宴款待吊丧的客人，还要重金酬赠 ，很多人家经济负担很重。隆庆时 , 云南按察使徐栻 “正婚丧之节，婚勿论则，丧勿用酒 ，以槟榔应吊客， 全民禁杀。其法至今守之”。条例颁行之后, 用槟榔款待客人的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槟榔也成了简朴 、 节约办事的象征，广受欢迎。
四、槟榔的食用习惯变迁
槟榔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岭南地区很多人“自朝至暮，宁不食饭，惟嗜槟榔 ” 。嚼食新鲜槟榔时，有两样东西是不可少的, ：蒌叶 (或称扶留藤)和牡蛎灰。广东人嚼食槟榔除加蒌叶和牡蛎灰外，还添加丁香、 桂花、 三赖子 (山奈)等香药, 称之为香药槟榔。海南岛的居民喜欢将槟榔与椰心一并咀嚼，“莫道槟榔甘液好, 买侬椰子更心甜” 说的就是椰子和槟榔一块嚼食的妙处 。
古代要使槟榔既容易储存 、 又符合各地嚼食者不同的口味 ，制作上要花费不少心思 。明代制槟榔的方法是将槟榔鸡心者切作细块，加以缩砂仁、 白豆蔻仁、 丁香 、 粉甘草、 橘皮、生姜 、 盐 , 用河水两碗浸一宿，再用慢火于银石器中煮干，焙干，入瓷瓶收。每用细嚼，治酒食过度，胸膈膨满，口吐清水 ， 一切积聚。
清朝将采摘而来的槟榔用铁镬煮熟后捞出，滤去水分，放入焙灶中烘烤，经 30 多小时见槟榔皮有光黑色即可取。,按其优劣分成枣玉、 赤玉、白玉和联子等几个等级，枣玉每担可值银 50 元 , 赤玉 20 元，白玉 15 元，其它等级依次递减。
岭南居民嚼食槟榔之风气在明清两代十分浓厚，但到了民国呈现明显衰减之势。导致槟榔习俗衰减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地区的地理环境在清代有了很大的改观，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岭南经过了无数代人的辛勤劳作之后，在清代已成为连接世界的窗口 。随着和世界联系的加强，岭南人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认同过分依赖槟榔的药用价值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这一科学概念。
五、总结
综上所述，槟榔很早就作为一种防瘴治瘴的良药被南方居民所认识，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槟榔也完成了由治瘴良药向民俗载体的角色转换, 形成南方特殊的” 以槟榔为礼“的习俗。
槟榔这种本不产于内地的物产，对于古代华夏来说则是一种来自边缘和异域的“异物”；至于嚼食槟榔的习惯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则更是毫无疑问的“异俗”。这些“异物”的传入背后附着的“异俗”却被中原士人成功吸收改造，而广泛流传。
槟榔的文化意义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得到积淀，而附加在物质之上的文化意义也由此生发，这是一种与从“中心”向“边缘”扩张相反的文化接受的过程。从交广“异俗”到南方的“吴俗”再传入北方，槟榔嚼食行为融入整个华夏文化的背后，是来自边缘的文化因子逐步内化为华夏文化共有特质的进程。这种进程是悄无声息的，其中没有太多的波澜和冲突，但其意义并不会因此而削弱。当然，来自于“边缘”的物产以及附着于物产之上的文化要素融入“中心”而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和洗练仅仅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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